《中國近代史（彩圖增訂本）》是2016年3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蔣廷黻、徐衛東。迄今為止最全本，所有刪而未刪之處都用小方塊替代，懂得人自然很容易「完美填空」，不懂的也沒多大損失。
本書以中國近代化為線索，認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系國家興亡」，主要闡述了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強努力及其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濟，並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本書構建的史學框架和斷代史體系，曾引領了近代史研究的風潮，為後來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稱為近代中國史研究的開山之作。
蔣廷黻(1895-1965)，歷史學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首任歷史系主任，與梁啟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之職，在任期間，改革清華大學歷史系，建立起全國一流的史學陣營。1935年棄學從政，1965年病逝於紐約。蔣廷黻研究歷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合、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並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開山的人」「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相關書評：
蔣廷黻這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寫於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國家、民族處於危急關頭之時。陶希聖、吳景超、陳之邁三人，為因戰爭流離失所的民眾和青年對知識的渴求和對國家前途的關心所感奮，決定編輯一套《藝文叢書》，每冊3萬到6萬字，約請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識見的專家、學者撰寫。
當時蔣廷黻正處於已辭駐蘇聯大使，又未恢復行政院政務處長職掌之際，在漢口賦閒。編者之一的陳之邁知道他對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約他寫書。蔣廷黻欣然應約，用兩個月時間寫了這本《中國近代史》，同年由藝文研究會作為《藝文叢書》的一種出版發行。
此後，他再也沒有做學問的時間和精力，只在官場周旋了。所以這本著作，實際上成了他學術生涯的一個句號。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動機和性質，他在1949年7月為台灣啟明書局將之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排出版時寫的《小序》中有所說明：
我在清華教學的時候，原想費十年功夫寫部近代史。抗戰以後，這種計劃實現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漢口的那幾個月，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機把我對我國近代史的觀感作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這是這書的性質，望讀者只把它作個初步報告看待。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華任教時已有寫作《中國近代史》的規劃，准備十年磨一劍；第二是這部五萬余字的著作，是他對中國近代史整體思考的集中體現。
其實，這本被他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寫得深入淺出，好讀耐看。內容上沒有拘泥於事件過程和細節的鋪陳；方法上從總體把握演變趨勢，顯示了作者沉潛思辨的寫作風格。
1938年初版後，次年商務印書館即印第二版；同年重慶青年書店又重印。19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聞，不知其詳。1949年，台灣啟明書局以《中國近代史大綱》為書名重排出版，蔣廷黻應約寫了《小序》。
湖南岳麓書社經陳師旭麓教授的推薦、介紹，於1987年將之輯入該社《舊籍新刊》重新出版。一部學術著作，經歷半個世紀以上時間的汰洗而仍備受後人垂青，足以說明它已為社會認同，成了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
一個「初步報告」竟成了傳世之作，這恐怕是蔣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總是偶然中寄寓著必然。如果沒有深厚的史學功底，沒有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長期積累，沒有對近代史近10年的整體思考，怎麼能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以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寫出如此大氣、如此耐讀的作品呢？
體系結構與分析框架
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於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參酌的分析框架。
從方法論層面說，歷史研究是運用一連串概念去闡述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系，而概念的詮釋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構中才能充分顯示理論張力。這種由概念建構成的評價體系，往往表現為一種特殊的話語系統。
傳統史學發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對史料的辨偽、輯佚、考證、訓詁之類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論層面的操作，學者不作觀念更新、架構改制一類的自覺迫求。
對此，蔣廷黻曾批評說：中國的史家，往往是”治史書而非治歷史”，他們可以是十分優秀的版本專家，卻不能從整體上解釋歷史。
蔣廷黻自己接受過西方史學的訓練和進化史觀的影響，注意用實證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內在聯系，強調史學的訓戒功能，並把導師對歐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國主義」，作為自己觀察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重要理念。
他抓住了東西方文化沖突的基本態勢，把先進的近代化和落後的中古狀態，作為文明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在十九世紀相逢，進而構建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分析框架——
他把中國能否實現近代化（西洋化）作為渡過空前難關、擺脫中古狀態的歷史主題，把中國人能否接受科學、利用機械、能否接受民族觀念以建設民族國家，作為實現近代化、趕上西方世界的三項主要指標。
他設問：近百年中華民族的根本問題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
然後他斷言道：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
蔣廷黻所說的科學，是與「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的蒙昧主義相對峙的人文精神，屬於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疇；他所說的利用機械，是與仍保持「唐宋以來模樣」的自然經濟相對峙的工業經濟，屬於近代文明的物質范疇；所說的民族國家，是與宗法制度相對峙的政治體制，屬於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疇。
他把這三對范疇作為實現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擺脫中古落後狀態的價值評判體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仍處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急劇轉型之中的現實。
這樣的分析模式與他編纂的近代通史體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義和團的盲目排外與近代化歷史主題背道而馳外，其余各個方案恰恰是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後，浪費了二十年光陰才開始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上學習西方，以脫離中古狀態的過程。
他指出：「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後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他寫道：「處於中古狀態的落後中國，只有向對手學習、改革內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學習對手的過程，先是從不徹底的器物層面開始，然後進到學習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但只有再進到更深層的精神層面，才能真正實現近代化。」
為什麼要讀蔣廷黻的著作
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面最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特別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
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編纂的《近代中國史》第一冊的「例言」中已說過：「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即羅家倫）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
1965年，人類學家李濟教授在悼念蔣廷黻的文章中也說：「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這一大堆原始資料點活了。」
郭廷以和李濟既是蔣廷黻同時代人，又是歷史研究的同行，他們的評價不僅極富歷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蔣對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開風氣、奠定科學基礎的貢獻。
目錄：
小序
總論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第一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第二節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第三節東西對打
第四節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第五節不平等條約開始
第六節剿夷派又抬頭
第七節剿夷派崩潰
第二章洪秀全與曾國藩
第一節舊社會走循環套
第二節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第三節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第四節洪秀全失敗
第三章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第二節步步向前進
第三節前進遇著阻礙
第四節士大夫輕舉妄動
第五節中日初次決戰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第一節李鴻章引狼入室
第二節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第三節頑固勢力總動員
第四節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第五節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第六節軍閥割據十五年
第七節□□□貫徹總理的遺教
附錄
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百年的外交
再論近百年的外交
評《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與鴉片戰爭
李鴻章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現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觀
(網絡資料匯編)